3月25日晚，由凯发k8官网哲学系团委、学生会主办的林间路系列讲座之二在薛光林楼401报告厅举行。傅新毅副教授以《语言·文献·义理——佛学方法泛论》为题，畅谈佛学研究。
傅新毅从语言、文献、义理三个维度阐发他对于佛学研究方法、中印等不同地域中佛学文化的认识，并提出了自己对中国佛学研究未来的展望。在佛学研究的语言层面，傅教授分析比较了欧洲、日本、中国的佛学研究传统，指出佛学研究的东方学背景以及研究中注重研究语言的必要性和局限性。他强调，语言问题的实质是话语权问题，中国佛学应加强对梵语、巴利语、藏语和日语等应用于佛学研究的重要语言的学习，但不能过分注重语言导致自我边缘化。只有在学习好这些语言的同时，把握好佛学未来在汉语佛学领域的发展动向，才能避免在世界佛学界“第二次出局”。
傅新毅从文献物质形态、目录学、写本与刻本、藏经与藏外四个方面揭示“文献”之蕴涵。他认为，对于庞大的佛教文献群，只有通过目录学获得整体准确的把握后，再细致深入各种文献做具体研究，才能真正利用好佛教文献。他同时详细说明了《开宝藏》、《高丽藏》等藏经的内容、源流以及在佛学史上的意义。在解读佛学研究的归宿——“义理”时，他点明了佛学研究的哲学性，既需要西方哲学作为研究参照系，也应有阿毗达磨（法的谱系）作为一切佛学的奠基，进入阿毗达磨的平台，同时明了佛学的问题意识。
对于印度佛学、中国佛学问题域的差异，他认为是由法、业果、认识转向体用、一多、轮回主体与解脱主体。他说，印度佛教对于业果间的相续问题的讨论恰恰体现了印度轮回的非线性的时间观念。印度佛学理解的“认识”也是由对认识的反思加以唯心化由是确立自明主体的过程，与西方哲学的“我思”有共同之处，但并非基点性的视角。而中国佛学探讨业果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业果的主体上，并且将“主体”与“体用”中的“体”联结，我国佛学史上著名的天台、华严之争即是围绕体性论框架下的一多关系展开。
最后的问答环节，不同专业背景的同学向傅新毅教授提出自己对佛学持有的困惑，傅教授对“教理层面上的宗教对话是否可能”、“佛学之于佛教究竟有何作用”等问题予以详实解答。 (新闻中心学生记者 王晓曼 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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